后来大概又是在雯儿授意，蔡卞请皇帝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并享宣圣庙，位居孟之上，与颜对列，受天儒生供奉。当时伶人另编了一戏讥讽此事：庙中孔正坐，颜回与孟与王安石侍于一侧。孔命他们坐，王安石揖请孟上坐，孟推辞：“以官爵分尊卑，轲不过是个公爵，而相公您贵为真王，何必如此谦虚呢！”于是王安石又揖请颜回上坐，颜回：“回只是区区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而相公为明世真儒，再要推辞就太过谦了。”王安石遂上坐，得孔都坐立不安，要起避位让予他。王安石惶然拱手连“不敢！”两人还在相互推辞未决，在外看到此景的路实在咽不这气，便愤愤然冲到一旁的祀堂把孔的女婿公冶长拽了来。公冶长十分窘迫地摸着后脑勺问：“长所犯何罪呀？”路斥

王安石为太傅，当时已被太皇太后召回京中书舍人的苏轼奉命替小皇帝赵煦撰写了篇的制词，文辞绝妙，肯定了王安石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之三不朽业绩，通篇赞扬王安石人格品德才学，但巧妙地把他为相数载的政绩略去不提，作了简化理。

蔡卞的飞黄腾达自然离不开雯儿的辅助。他们完婚于熙宁九年，次年蔡卞士及第，当时年仅十八岁。元丰六年，二十四岁的蔡卞即被赵顼召经筵在弥英阁为皇帝讲。自哲宗赵煦亲政后雯儿利用朱太妃的帮助使蔡卞得到重用，官职一路升，而无论在家事国事上蔡卞都对雯儿言听计从，即便是执政之后每有国事都先与雯儿“谋之床笫”，然后才“宣之庙堂”。当时的其他官员经常私语说：“我们每日奉命所行之事，其实都是蔡夫人咳唾的余呀！”蔡卞官拜右相时，大摆宴席以贺，伶人们唱曲讽刺：“右丞相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由此蔡卞惧夫人参政之事朝廷外皆传为笑谈。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氏崩。次年年轻气盛的赵煦立即改元为绍圣，意指要继承先帝的遗志复行新法。他亲政后大肆罢黜旧派官员，任用章惇为相，蔡京为尚书，蔡卞由翰林学士兼侍讲升为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并遵赵煦旨负责重修，力翻前案。章惇、蔡京、蔡卞等人得势之后又对旧党官员行了猛烈的打击，元祐年间得太皇太后重用的官员几乎全遭罢黜贬放。可赵煦虽像他父亲那样有借新法中兴大宋的愿望，但为人行事过于莽撞冲动，缺乏赵顼的光与才能，又容易偏信小人，以至政局越来越乱。赵煦即位十五年后，于元符三年正月八日驾崩，年仅二十五岁。他死后无继位，便由向太后作主，选择了赵顼的第十一端王赵佶即位为帝，后来庙号为徽宗。赵佶也决意奉行父兄政策，继续用新派官员执政，但如今以蔡京为首的“新派”中奸佞之人远多于神宗时期，他们实行的政策方针已与王安石时大不一样了。蔡京掌权后更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将他们称为奸党尽数贬窜，并将他们名字刻石立碑为据，共列一百二十人，称作党人碑。蔡京后拜相，为左尚书仆兼门侍郎，而蔡卞则知枢密院事，兄弟共握大权，时人皆暗叹赵氏江山几乎已改作蔡氏江山。而大宋国家却在两党多年的倾轧斗争和奸臣权之变得越来越贫弱了。